摘要：这种制度特征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但却逐步消解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制性，形成了一种包容各种试验的弹性制度空间，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大胆试验，总结经验，中央政府在认为时机成熟时就普遍性问题制定普遍适用的政策或制度将这些经验固化。 ...
但是，此种违法是实质违法而不是立法不作为之违法。
最后，一些地方政府创新是依托一定的组织或机制来强化特定群体的权利保障或促进特定群体权利能力的提升。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复合动力机制，其中，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追求是这个动力机制的核心。
人们通过参与才能够正视权利、珍视权利、行使权利。这些弱势部门的下凡在通过赋权使弱势群体公民提升权利能力方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既是弱势群体能得到的最直接的保护，也是地方政府创新最容易见成效的一个领域。这些地方政府创新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提供满足普通民众的一般需求基础上，对弱势群体提供的特殊服务，其目的是通过维护特定群体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减轻国家作为人的集合的整体负担，并从中汲取合法性支持。与城市居民相比，占全国人口的80％的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开始则迟得多。
第一类情况的地方政府创新是地方政府为了解决针对特定群体的具体社会问题而创造一种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来对特定群体的权利予以实质性保障。在这样的前提下，只要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未能将弱势群体保护作为民生指标的内容，或者弱势群体保护在政绩考核体系中无足轻重或仅仅与稳定相联系，那么，弱势群体保护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化就难以与公民的社会权利真正勾连起来，而如果不能与公民的社会权利勾连起来，弱势群体保护的结果就可能是：社会民众难以从对政府的政策性依赖者转变为能够反过来运用权利促进政府绩效的公民。就如违宪就是违宪，怎么可能还有良性的违宪。
一、不成文宪法概念应避免被误用有学者提出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宪政秩序的新思路，即中国宪法渊源除成文宪法外，还存有大量的不成文宪法。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民主不假，但怎么可能不是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美国成文宪法文化来势汹汹，英国在被质疑没有宪法时，一批英国宪法学家纷纷著书立说，为英国宪法正名，戴雪被认为是不成文宪法概念的重要倡导者。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相对而言较重要的法律，而一般法律则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44]但是，若脱离中国实际，将西方法社会学理论生搬硬套于中国宪法的研究，并试图去发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活的宪法，那么其结果就是无中生有，是生造宪法。在如此客观事实面前，用西方法社会学那一套理论来研究中国宪法问题，不是生搬硬套又是什么呢？3．不正视中国制定法制度这一客观实际。
[5]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从外在形式看，成文宪法有统一的宪法典，绝大多数表现为单一的书面文件，但也有表现为一组书面文件的情形。在我国宪法典与宪法实践脱节现象突出的情形下，研究我国的宪法惯例确实很有价值，如诸多学者认可的如中共中央修宪建议权、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正宪法等，也不无道理。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美国作为现代成文宪法的肇始国，美国宪法学者亦研究出一套适用于其国情的宪法体系与宪法概念。众所周知，有宪法典的国家，宪法典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主体、任何行为都必须服从宪法典，不得与宪法典相抵触。[8]该章内容的第2节标题为宪法的传统分类。如果单纯这样进行法律效力上的划分，问题也不大，关键的是论述宪法性法律时又往往与宪法纠缠在一起，于是问题总是越讨论越混乱。
[30]我国1949年曾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起过临时宪法作用，但业已失效。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通病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带着外国学说的有色眼镜看中国的问题。
因为没有宪法典，为了体现宪法内容的法律与一般法律的区别而使用宪法性法律，这不但不会引起歧义，反而构筑了英国法律体系中的效力等级制度，也为英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奠下了基础。党章，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法院与检察院的政治性优于法律性等等。
[43]埃利希的活法，霍姆斯的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些都是法社会学的经典结论。[39]英国不成文宪法语境中，为了在法律这一层面区分出宪法与非宪法，因此采用了宪法性法律这一概念。但我国的基本法律不是根本法，也不是什么宪法性法律，更不是德国法律体系中的那种基本法（宪法），这一点不能含糊。基本法律一词由此而来。依詹宁斯的观点，在英国可以写入宪法的有四类内容：立法、判例法或从司法判决推断出的法律、有关议会的法律和习惯、宪法惯例。党章内容分总纲与11章内容，从第1章党员、第2章党的组织制度至第11章党徽党旗，党章一切都围绕着党而展开。
[44]〔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作者序。需注意的是，布赖斯的成文与不成文分类与传统的Written and Unwritten是不同的，但是国内中文翻译时，一般将两者都译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六、结束语中国现有的宪法渊源基本上就是包括历次宪法修正案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尚没有证据表明我国宪法还有其他渊源。[39]同前注[13]，龚祥瑞书，第16页。
《政协章程》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没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这个文件。这样矛盾结论的症结所在就是用不成文宪法语境中的概念来理解成文宪法。
判断什么是宪法时，必须根据不同的宪法传统与宪法制度。英、美两国的宪法惯例较多一些，也正是此原因。选举法、组织法、香港基本法以及澳门基本法等，是全国人大依据一般立法程序制订的基本法律。法社会学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从世界范围言，首次繁荣时期为1900年至1933年间。
当前，我国宪法学研究的主题理应是现行宪法的有效实施，我们没有太大必要生造或发现新的宪法渊源。本人愿不揣浅陋就此谈些看法。
[15]参见[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页。任何国家，法学学科的发展都从规范法学开始，首先必建立于立法过程完善基础之上，随之是司法过程的完善。
因此，他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宪法可以定义为普通法宪法与制定法宪法。中国的宪法渊源，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修正案，其余行为规范尚难说具有宪法的效力。
布赖斯指出，我们自己时代中传承下来的传统宪法分类的基础是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然而这样的区分不是好的区分，两者之间的界线不清晰。如果要带宪法这顶帽子，那必须先以宪法为基准。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与检察院的政治性优于、先于、高于法律性，那么，我国《宪法》第126条与131条所设定的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检察权的成文宪法是不是就可以被惯例超越了？还有学者根据我们国家几代领导人领导体制演变的历史，提出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国家主席制已是我国的宪法惯例。如上所述，如果在宪法典这一成文宪法语境中来讨论不成文宪法，宪法典与不成文宪法之间的逻辑矛盾无法厘清，并容易引起混乱。
吸取历史教训，邓小平时期，党的总书记不承担国家机关中的任何职务，形成党、政、军分离。如果一个本就不应该在我国宪法学语境中使用的概念，那么，结果是越试图去解释越是解释不清。
自党的三大起，每一届党代会都会根据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变化而对党章作出相应的修改。[2]蒋碧昆、刘茂林：《改革与中国宪法发展》，《法商研究》1994年第2期。
二是，先例的参与者是否相信他们受着某一规则的约束。因此某些将我国宪法渊源泛化的观念应该得到澄清。
